【观点策论】刘九勇：3个套路道破 现代政治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纯粹的西方民主制度为啥在中国就不受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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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策论】刘九勇：3个套路道破现代政治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纯粹的西方民主制度为啥在中国就不受待见？

Original 2017-04-30 刘九勇 学术plus

现代政治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任何一种政治传统都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民情基础之上，每个国家、民族或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情，正如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民情，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也深植于中国的民情之中。

不同的民情之间，很难完全照搬对方的政治模式，就像面对不同性格的学生，老师的教育会采用不同的方式。西方的政治传统只是与西方社会民情相适应的一种地方经验，正如中国的传统也同样是一种地方经验，不存在任何所谓普世性的政治模式。

一个社会千百年来如果基本的民情未变，那么它所需要的政治模式在本质上也不会改变，因此它所流传下来的政治文化就不仅是这个社会历史上实践经验的结晶，而是应该是其未来发展和继续完善的方向。

我打算从这个角度，简单地描绘出中国自古及今未曾改变的基本民情，并由此推出三项最核心的政治文化要素。

中国社会的民情

漠视程序，重视结果

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逻辑是：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权利，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大家的利益显然是各个不同的，必然发生冲突，那就需要竞争和妥协。政治制度就是要为这种利益竞争提供舞台，并引导这种竞争走向妥协。

如果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利益竞争，那么整个国家数百万、千万甚至几亿的利益主体竞争起来显然会极为混乱，根本无法协调，也无法得到任何妥协结果。因此需要把凌乱的个人归纳进各种团体，使他们以团体的身份出来进行利益竞争，这样，参与的利益主体少了，也就容易达成妥协了。这种团体可以是地方社区或者选区，也可以是各种利益集团，或者更多的利益主体组成一个更大的政党，当然地方社区或选区也是一种地域性的利益集团。

于是，国家就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利益竞争的场所，无论议会还是政府都是如此。所谓选举制、代议制、民主制等等说的都是这样一种保证无数分散的利益主体能够集中起来的机制。集中起来之后就要开始竞争，议会和政府中的种种运作和决策机制，就是这种利益主体们充分竞争之后得出的结果，也就是法律或政府决策。

当然有的国家（如美国）为了防止某些利益集团一家独大还设计了某种“制衡”机制，比如议会和政府作为两个独立的利益竞争场所，这两个场所内部竞争出一个结果后，两个之间再来一次竞争博弈，才能以国家的名义确定竞争的最终结果，即法律和政策。但这其实不过是多了一个回合的利益竞争而已，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前先讲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是为了在对比之下更好地看清彼此，看清两种政治模式的利弊。

先说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制度的核心精神就是利益竞争，赢者为王。竞争当然要有规则，不尊重规则就没法充分竞争。因此西方政治文化极端重视规则和程序，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发生矛盾时，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因为规则和程序是竞争的生命。但我们中国人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这一点待会儿再说。

既然要竞争，那么竞争的主体，也就是利益集团，就难免有强有弱。就像擂台比赛，谁有力量谁就赢。那么强者在竞争中胜出，制定出的法律和政策就必然为自己服务，而弱者只能愿赌服输。但问题是，社会上总有些利益集团长期保持强势，而弱势的利益集团要想改变地位则难如登天。即便社会能够永远保持充分的上下流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总要有人处在弱势团体的地位，而一旦处在这种地位，就会在所谓自由民主制度规范下的竞争中落败，而被政府决策所抛弃。就像西方很多国家的穷人社区和贫民窟，无论民生还是治安都极为糟糕，政府却不管不问，老百姓也安之若素。因为他们是国家这个舞台上竞争的失败者，这是合法的程序产生的合法结果，只能接受。

但同样的情况换成中国人就难以容忍，

因为中国人更重视实质正义，也就是结果正义。

无论政府以何种方式做出决策，只要民众不满，或者部分民众不满，那么这个决策即便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它在社会上也很难被接受，甚至会引起动乱反抗，比如所谓“群体性事件”。而如果一项政策效果很好，大家都满意，那么即使它不合程序无法可循，它也很容易被社会接受和贯彻，或者事后再“追加”一个合法程序的认证。这种文化特性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如果采用西方式利益竞争的代议民主制度，就必然会出现上述竞争结果的问题，但西方人接受的状况，中国人是绝不会容忍的，因为他们遵守程序，我们只看结果。到时候对社会不公平的怨恨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反抗事件恐怕会比现在多十倍，闹到最后还是会修改程序甚至不顾程序，而直接调整出一个让大家都能基本接受的“正义的”结果。这就等于违反和放弃了以程序正义为命脉的西方民主制度。也就是说，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一旦实行起来既不会受待见，也不能行得通，这就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鉴于这种特殊的国情，中国自古至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

政治独立

天下为公

这种政治文化概括地讲就是限制利益竞争，保持政治独立，服务所有民众。

社会上虽然有各种利益主体，有强有弱，但正因为存在强弱不均的利益集团，政府才要保持相对于任何一种利益团体的独立，不为这些利益诉求提供自由竞争的场地，防止政府成为这种利益竞争的舞台，防止政府被某一或某些利益团体所操纵，防止其通过“公平”的程序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从而引发社会不满和动乱。政府保持独立、不服务于任何特殊的利益群体只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就是要服务于所有民众，主动去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尽量去寻找一种让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的“公平”的结果。而不是像民主制度那样被动地等着各个利益群体去自由地、“公平”地竞争出一个“不公平”的结果。

这种政治文化自《尚书》的时代就已经奠定。

《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儒家更是极力强调“天下为公”的理念。

共产党也一样秉承了这份政治文化的遗产，“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同样一个意思。

中国共产党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组织形式都来自西方，因此其早期明确表示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之后逐渐扩大自己的代表范围，从工人阶级到农民阶级，再到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等，现在更是确定了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类似于西方式的、代表某一阶级某一群体利益的政党定位，逐渐向中国传统的、政治独立的、代表全体民众利益、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回归。

无论是“天下为公”还是“立党为公”，这些理念的逻辑基础就是政府必须保持超然独立，政治不能是社会各种利益进行弱肉强食式的利益竞争的赛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对所有人无论贫富、无论强弱、无论地区差异、无论民族区别，即对全体国民整体的服务，对每一个利益群体的周全照顾。这符合中国人注重“实质正义”的最基本国情。

与这种政治文化相符，我们的政治制度当然不能采取竞争性政党制度和代议制民主制或三权分立等等，而是采取集权的组织方式，即先树立一个非竞争性的最高权威（古代是皇帝，现代是政党，如共产党），作为所有权力的来源，然后再合理地一级级分配权力，形成各种政府机关，从而保证政府相对于社会的独立地位。可以说一党专政是中国国家能够独立于任何特殊社会利益团体的操纵、能够代表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代表所有社会群体之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也是对中国优秀的政治文明传统的继承。

以德治国

仁政爱民

西方民主制度有弊端，当然也有优点。

规范化的利益竞争制度，使得权力的运行受到更多的制度规约，而不容易出现滥用公权力的问题，因此无论公民还是利益团体都可以避免受到非法的侵害（“合法的侵害”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是愿赌服输的结果），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点。

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最大弊端，即政治独立的、全能主义的政府，其权力的运行难以监督制衡，容易出现以权谋私、公权侵害私权的问题。虽然政治独立是天下为公、公平地服务全体民众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同样一个独立于社会势力的政府也可能成为社会的压迫者，而不是服务者。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西方的政治方案又已经被否定，于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就发展出另一项核心的政治文化，即执政者要以德治国、仁政爱民。

以德治国、仁政爱民不是在制度上制衡（当然中国的官僚政治内部也充满了各种规则制度，以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但推到最终决策者的层面，仍然缺乏制度性的、恒常有效的权力制衡），而是道德纪律上的约束。

这种道德纪律要求官员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做政治的唯一目的，把人民的意志作为执政的唯一标准，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

从《尚书》中的“敬德保民”、“若保赤子”
到孔子的“为政以德”
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再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几千年来这种道德教诲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民众还是官员都自觉地认为为政必须爱民，否则就是失职。可以说为了给独立的、集权的政府提供某种制衡力量，使之服务于人民，中国的先贤们通过对执政者不断的道德教化而努力奋斗了几千年，终于使这种仁政爱民的政治伦理像其他道德规范一样具有了现实的心理约束力，并且在所有的道德条目中占据了比较强有力的位置。

以至于即使尚未参政，很多读书人也都怀抱着兼济天下、造福万民的热烈冲动，这种热情并不比西方宗教信仰的热情更低，而这样的政治道德对西方政治传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了解了仁政爱民这种政治伦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义，就容易理解另一项政治传统的重要性了，那就是政治品德教育。

道德不是天生的，必须经过后天的教育获得，并通过不断的教育保持，仁政爱民作为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也是一样。因此对整个政治系统进行关于仁政爱民的道德教育就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尚书》中最多也是最重要的篇章就是周公对成王、对卫康叔、对“多方”、“多士”进行关于“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道德教育。
儒家关于仁政爱民的道德教导不必多说，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年里，儒家经典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核或考试标准，使得无数作为后备官员的读书人熟稔儒家经典，而这件事最大的意义正在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它所需要的政治品德教育。
中国共产党虽然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但在其根本的性格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因为它面对的是中国的国情，就必然会继承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

所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化包含很多内容，其中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代表的党员品德教育就是共产党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而实现党员政治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历次整风运动。中共的整风不同于苏联的“大清洗”，它不是以打击政治敌人、清除敌对分子为目标的运动，而是一场本质在对党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品德教育的运动。这也是中共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政治道德的保持需要不断的教育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各种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整风运动，从历史上的历次整风到近些年来的“三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再到眼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是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体现。既然以德治国、仁政爱民以及以此为内容的政治道德教育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共把党员干部的品德修养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代表的整风运动视作中共执政合法性与政治生命力的重要基础了。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不矛盾，就像做一个守法的人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不矛盾一样。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只是对于执政者提出了不同层面的要求，前者更多是在消极层面上要求执政者以法律为行动的底线，而后者更多是在积极层面上要求执政者以道德为执政的追求和目标。

德才并重

选贤任能

上面讲到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首先是政治独立、天下为公，然后为了防止超然独立的政治权力滥用伤民而出现了以德治国、仁政爱民的精神，作为对政治对立原则可能之弊端的弥补，但仅仅有政治品德还是不够的。无论是天下为公这一理想的达成，还是仁政爱民这一伦理的实践，都要求执政者具备必要的才能。

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德才兼备、选贤任能。

西方政治文化的条件下，社会上的利益矛盾主要是通过规则化的利益竞争程序来自动解决的，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不能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模式来处理，而需要超然在上的政府主动去协调各个利益方的诉求，力争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显然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对于各层级的执政官员有着更高的能力要求。另外，在仁政爱民的道德传统熏陶和现实政治教育之下，大多数有政治良知的执政者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要想造福一方百姓，也同样需要具备相应的才能。可以说，如果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官员干部们在能力上普遍不达标，那么另外两项政治文化也将难以完整自存，整个政治体系也将无法合理运作。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中国古代典籍中国遍布着无数关于选贤任能的主张。

其最极致的表达就是儒家关于“禅让”的理想，记载尧舜禅让的《尚书·尧典》被认为是后人的伪造，未必是历史真实，但至少能代表儒家的政治理想，“禅让”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一理念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理想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实现过，但现代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换届更新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禅让”制的精神，即最高领导集体自觉遵循5年一任期、最多连任两届的惯例，届满时主动让贤，并由中央委员会集体根据各方面的考量（包括政治资历、专业能力、个人品德等）来确定新一届领导班子。

二者有很多相同点，比如尧是在生前28年就禅位于舜的，并未终身执政（《尚书·尧典》：“（舜执政之后）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同样中国现代最高领导层的交接制度也否定了领导终身任职制，而是按届定期进行；再比如尧在选择接班人时和众多臣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终在大臣们的建议下根据品德和才能两项标准选定了舜（《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与放齐、驩兜、四岳等讨论“畴咨若时登庸？”，即“谁适合登位执政？”，最终根据舜“乂不格奸”即善治而不奸乱的品格能力而选择了舜，然后“试之”，三年之后才让舜“陟帝位”）。

同样，中国现代的最高领导层交接之际也经过了党内的充分讨论，并按照政治需要、能力素养和品德作风等考察标准，确定新一届领导集体，同时还根据个人专业能力明确分工。而这些被选入领导层的同志也像舜一样，在之前经历了长期的工作锻炼和培养考察。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制度与儒家的禅让制理想也有所不同，表现在后者是最高领导者个体的让位，而中国现行的体制是领导集体的交接班。更重要的是，儒家的禅让理想只能寄希望于君主个人的政治操守，缺乏制度保障、难以持续存在；而当代中国的领导交接班制度不是某一个领导者的个人行为，而是党组织的集体运作规则，是客观化的、制度化、可以持久的状态。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交接班制度不仅实现了儒家“禅让”的理想，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升级版的“禅让制”。

儒家关于选贤任能的主张当然不止于最高领导者，而是整个政府组织都应该以此为准则。从秦汉建立官僚制到当代中国，中国历来是以政绩考核为选拔官员、职位升迁的标准，正是选贤任能原则的体现。

选贤任能的“贤”与“能”，不是一般的贤能，而是政治上的贤能，而政治能力只能通过执政成绩来体现，不能直接等同于教育背景、演讲口才、文化修养等一般所谓的贤能。

另外，选贤任能的“选”也绝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中的选举，后者的选举是建立在利益代表的逻辑之上，而不是选贤的机制。即民主制中“选”的是巧言善辩、能为本集团在国家的利益竞争舞台上击败对手、争取更多利益的人，而选贤任能机制中“选”的是经验丰富、才干突出、能协调所有群体诉求、促进本领域共同利益的人。

总之，中国政治文化的精神是建立在轻视程序正义、重视实质正义的民情传统之上，这种民情决定了中国政治必须独立于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保持执政为公的定位。独立于社会的集权政府虽然不会被利益集团绑架，但也可能为自己谋利，或者侵害任何社会成员，这就进一步要求超然独立的政府要为政以德、仁政爱民，并通过常态的政治品德教育机制把这种政治伦理贯彻、保持下去。防范了独立集权政府以权谋私、侵害民众之后，还需要使之具备切实的执政为公、为民服务的能力，于是就要德才并重、选贤任能，并依据这一原则建立官员干部继替更新的制度。这些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并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继续得到体现。

本文专家作者：刘九勇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博士后 · 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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